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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之傳入
        2016-09-06 14:06 水延凱  審核人:

        來源:社會學視野網2015年8月8日 作者:水延凱 

        摘 要:研究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對中國的“傳入”,必須回答何時、何人、以何種方式傳入這三個問題。筆者認為,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傳入中國的歷史事實是:它的傳入時間,不是一個時點,而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它的傳入主體,不是某些個人,而是某些群體;它的傳入方式,最初并不是學術型社會調查,而是實踐型社會調查,包括行政管理調查、一般認知調查,以及各種應用調查。筆者還認為,“傳入”不同于“引進”,“傳入”有廣義與狹義之分;正確把握廣義“傳入”的特點,有利于正確回答上述三個問題。  

        關鍵詞: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傳入  

        一、問題的提出  

        對于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何時“傳入”中國的問題,學術界存在著幾種不同看法:一是認為1914-1915年間傳入中國。例如,楊雅彬指出:“最早的調查是1914-1915年間由北京社會實進會進行的對302個洋車夫的生活情況的調查。[1]”《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卷》“社會調查”條目釋文,也持相同看法[2]。這種看法,在社會學界有一定代表性。二是認為1903年傳入中國。例如,李惠村等認為:“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紐永建與林卓男等翻譯了日本橫山雅男著《統計講義錄》,由時是書局出版,是我國第一部介紹近代德國社會統計學派的統計理論。[3]”其中就包含有統計調查的理論與方法。這種看法,在統計學界有一定代表性。三是認為1897年傳入中國。例如,李章鵬指出:“中國人實際作社會調查最早的恐怕是瀏陽的黎宗鋆,他在1897年6月的《農學報》上發表了一篇調查成果《瀏陽土產》,譚嗣同為其作了序?!睋?,他認為,“中國最早的社會調查可能發生于1897年。[4]”這種看法,在史學界有一定代表性。  

        筆者認為,上述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夠準確、不完全符合實際,都是忽視實踐型社會調查(包括行政管理調查、一般認知調查,以及各種應用調查)的“學院派”看法。這種“學院派”看法的要點有三:①傳入時間,19世紀末或20世紀初的某某年;②傳入主體,外國傳教士、教授或留學回國學者中的某某人;③傳入方式,以學術型社會調查或翻譯社會調查講義為主。事實上,要正確回答上述問題,必要對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傳入中國的歷史過程,以及如何理解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對中國的“傳入”,做一些探討。  

        二、傳入的過程和階段  

        中國社會調查歷史證明,早在1860年代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就已傳入中國。從1860年代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傳入中國的歷史可分為4個階段,即開始傳入階段、初步傳播階段、系統傳授階段和逐步本土化階段。  

        1.開始傳入階段(1860年代-1890年代)  

        中國社會調查歷史事實是,在中國行政管轄區域內最早使用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的,是一批來華的西人官員、天主教傳教士、學者和赴美留學回國的留學生。  

        ⑴英國人控制下清廷海關的社會調查  

        1854年,在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操縱下,中國近代第一個由外國人控制的海關——上海海關成立。1859年,英國人李泰國(Horatia Nelson Lay)被任命為清政府海關總稅務司,1861年赫德(Robert Hart)接任,直到1908年因病離職,前后長達近半個世紀。在英國人管轄下,從1854年上海海關成立到1864年各通商口岸設立近代海關,經過10年實踐,一套由英國人制定的稅務司制度逐步形成和完善。其中一個重要設置,就是在海關總稅務司設統計科,各地方海關設統計課,采用英國海關調查、統計方法,編制、印行“海關貿易統計報告冊”,其內容包括每年各國船只進出口數量和噸位數,各種貨物進出口數量及價值,金銀進出口數量及價值,進出口稅收數額,以及各埠人口數等。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1866年,赫德在金登干的協助下,在海關開始著手建立比較嚴格的會計制度。對海關稅收的上交與留用以及海關經費的開支,赫德強調必須有充分的、真實的一筆一筆的記錄。在1865年以前,海關的會計帳目只有一個籠統的、類似中國傳統的四柱清冊式的總帳。1966年起,在曾經受過會計訓練的金登干的主持下,海關會計制度作了一系列的改革。先是將全部收支總帳分為A、B、C、D4個帳戶。A號帳戶為海關經費的支出帳,B號帳戶為海關沒收和罰款收入帳,C號帳戶為噸稅(船鈔)收入以及用于航務設施的提成帳,D號帳戶為所有其他規費收入和開支帳。A號帳戶每月結清一次,B、C、D號帳戶每季結清一次?!薄斑@個會計制度,從1866開始,一直使用到20世紀30年代?!? 

        在赫德掌控下,1864-1894年海關調查、統計的稅收情況,見表1。  

        表1 1864-1894年海關稅收情況 單位:海關兩  

        年份進口稅出口稅復進口稅噸稅子口稅洋藥厘金總計186424207824485246495752294799175678787225718693472821554696748816822354914734398798481874381412166827275738432008322257491149727219794842524733507071344724788834279613531670188443753727780816745548270914338062135107121889586826382148089128813264434160776085290218237621894654629988200121203458479635423899505030322523605 資料來源:轉引自戴一峰:《近代中國海關與中國財政》第41-42頁,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  

        此外,根據赫德指令,“1864年各海關曾編印了一些本關貿易統計,從1866年開始這項工作集中于上海進行。統計顯示,上海對外出口項目150余種,進口項目330余種,并且記明貨物來源和去向。1873年又進一步成立了造冊處,負責印刷各口貿易統計季報和年報,編寫貿易總報告。在海關的出版物中有了定期的《統計集》,不定期的《特集》、《業務集》、《公署集》、《稅務司集》和《雜集》等,統計內容涉及中國財政、經濟、貨幣、金融等方面資料,尤其是關于鴉片、茶、絲、黃麻和大豆等大宗進出口商品。這些統計十分細密,是非常好的經濟研究資料。赫德掌握的這些資料,一方面提供給清政府,一方面送給了英國政府。[5]”這就是說,赫德掌控的海關總稅務司,不僅調查、統計有關海關的各種資料,而且廣泛搜集各海關所在地的經濟、政治、軍事、司法、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情報,直接為英國政府服務。李鴻章的一位英國顧問曾坦白承認,“英國在中國的使館過去與現在一樣,都沒有情報組織,這方面的費用……被節省下來了,即一切必要的消息都可以從海關那里得到。[6]”顯然,赫德掌控的中國海關,事實上成了英國政府在華的一個重要情報機構,這正是英國政府對中國國情的掌握往往超過清廷的一個重量原因。英國是世界海洋強國,“政治算術學派”的故鄉,有比較成熟的海關管理制度和比較系統的調查、統計方法。有學者認為,1859年海關冊的編制,應被視為中國現代統計事業的開端[7]。同樣有理由認為,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是隨著英國海關管理制度和西方近代統計方法一起于1860年代傳入中國的。  

        (2)西方來華傳教士、學者的社會調查  

        在中國境內采用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進行社會調查的,還有一些從西方來華的傳教士和學者。例如,美國公理會傳教士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1850-1864年在福州辦學、傳教14年,他根據親身細致而持久的觀察,于1865年出版了《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一個美國傳教士的晚清福州見聞錄)》,從政治、經濟、民間信仰、習俗、宗教、教育等多個視角,翔實地描述了清朝末年福州社會的真實情況。又如,1877年,荷蘭民俗學家高延(JJMde Groot,)在廈門附近做人類學調查,其調查成果《廈門歲時習俗》曾對福建童乩儀式做過如下描述:乩童在儀式中,通常披頭散發、赤腳、裸露上身,穿著圍兜(繡肚),手中拿劍和刺球,并能用粗針(或大椎)貫穿兩頰或舌頭,書中還附有清楚表現上述特征的童乩照片。再如,美國傳教士史密斯(Smith Arthr Henderson),1878-1905年在山東傳教,對山東農民生活進行了比較廣泛的調查。他在1899年發表的《中國農村生活》,是在西方有較大影響的一部關于中國農村狀況的調查專著[8]。此外,美國傳教士、教育家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創辦的《萬國公報》,1881年曾刊登過《論上海戶口總數》一文,對上海人口狀況進行過統計分析;1893年發表的《光緒十八年(1892)通商口岸華洋貿易情形總論》,對中國與西方的貿易情況進行過剖析。它們都是運用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進行調查研究的產物。上述社會調查,都是一般認知性社會調查。這些社會調查,盡管由西人主持,用西文撰寫調查報告,多在西方發表,對中國影響甚微。但是,其調查活動在中國行政管轄范圍之內進行,有中國人參與(起碼是被調查),調查對象是中國社會情況,調查結果對中國社會某些方面的變化產生過或正或負、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因而應看做是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對中國最早傳入的方式之一。  

        ⑶中國首位留美學生容閎的社會調查  

        在中國首先使用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開展調查的中國人,很可能是中國首位留美學生容閎。他1854年畢業于耶魯大學,1855年返回中國,先后在廣州、香港、上海等地當翻譯,后轉而經商,開茶葉公司。1859年3-10月,他到浙、贛、湘、鄂4省產茶區域進行實地調查。1874年,受李鴻章派遣赴秘魯實地考察華工狀況。經過深入調查,掌握了大量證據,證明華工在秘魯受到慘無人道虐待,并拍攝了24張華工受虐照片,有力揭穿了秘魯專使所謂華工在秘魯受優待的謊言。1909年,容閎撰寫的《西學東漸記》“第九章產茶區域之初次調查”和“第十八章 秘魯華工之調查”,就是這兩次調查的記錄[9]。有學者認為,“秘魯華工之調查”“通篇充滿了‘訊’、‘供’、‘稟’、‘口供’、‘稟詞’等字樣,儼然是一篇司法調查書。無論是從形式上,……還是從內容上……都不能被稱為社會調查。[10]”這里,涉及到對“社會調查”的理解問題。筆者認為,“司法調查”是社會調查的一種類型,即社會調查方法在司法領域里的具體運用。同時,盡管有“‘訊’、‘供’、‘稟’、‘口供’、‘稟詞’等字樣”,但這并不能改變容閎與被調查華工之間是調查者與被調查者的關系、而不是審訊者與被審訊者的關系這一客觀事實。容閎的這兩次調查,雖不十分“專業”,但受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的影響卻是肯定無疑的。因此,陳翰笙教授把這些記錄稱為“調查報告”[11]。從這個意義上說,容閎很可能是中國最早使用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的第一人,這兩份記錄則可能是中國最早使用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的調查報告。  

        這個階段,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的傳入有幾個特點:①傳入來源,都是來自西方;②傳入主體,主要是西人官員、傳教士、學者和赴美留學生;③傳入目的,主要是為管理、為各自業務或一般認知服務。④傳入狀態,大都不太規范、不太系統。  

        2.初步傳播階段(1890年代-1910年代)  

        這個時期,在赴日留學生和清末立憲運動推動下,近代社會調查方法得到了初步傳播。  

        (1)赴日留學生推動的近代社會調查  

        在西學東漸過程中,滬、江、浙、湘等省市得風氣之先。19世紀末,日本算學、統計學、社會學等新知識已傳入這些省市,社會調查也隨之興起。光緒二十三年(1897),徐樹蘭(1838-1902)與羅振玉(1866-1940年)等在上海創辦農學會及《農學報》,聘請東京帝國大學漢文科畢業的日本學者藤田豐八(1869-1929)擔任《農學報》的專職日文翻譯。由于徐樹蘭、羅振玉等熱衷于農學,再加上藤田豐八對日本物產調查傳統的介紹,于是以《農學報》為中心開展了許多物產調查。例如,維新志士譚嗣同就曾調查瀏陽麻利,撰成《瀏陽麻利述》一文。他還為同鄉黎少谷的調查報告《瀏陽土產表》作敘,并向好友汪康年推薦此調查報告:“同縣黎少谷者,一生考究農學,大有所得,著有《瀏陽土產表》,……請轉付農學會,……亦請登報何如?使天下人皆知考察之道,亦大開風氣之法。[12]”后來,這篇調查報告刊載于1897年6月《農學報》第3期上?!稙g陽麻利述》和《瀏陽土產表》,很可能是中國人在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影響下調查、撰寫、發表的第一批調查報告。  

        1901-1905年的清末新政,促進了經濟自由、新學發展和思想解放,為西方近代統計學、社會學、社會調查方法的傳入奠定了社會和思想基礎,旅日留學生則成為傳入這些新知識的第一批傳播者。據有關學者研究,日本統計學家高野巖山郎的中國學生葛萬濤、紐永健、林卓男等,很可能是系統學習西方近代統計學和社會調查方法的第一批中國留日學生。葛萬濤曾以課堂筆記形式,把高野巖山郎的講授翻譯成中文,并油印刊行。紐永健、林卓男、孟森等則于1903年翻譯、出版了日本社會統計學派代表人物橫山雅男的《統計講義錄》。該講義分上下兩卷,上卷總論,主要涉及統計學發展的源流,其中包含部分社會調查思想;下卷分為五篇,其中第四篇專門講述“國勢調查”,包括財政調查、軍事調查等,它很可能是最早傳入中國的有關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的第一本著作。此外,1903年的《新民叢報》,介紹了留日學生譯自歐美調查會的兩本新書:《世界萬事最新調查表》和《十九世紀萬國統計比較表》,后者由上海有正書局印。這些著作,在傳授統計學知識的同時,介紹了一些西方近代社會調查的方法,特別是介紹了運用觀察方法調查社會現象的大量事實[13]。  

        在留日學生的推動下,許多省都成立了社會調查組織。例如,1902年浙江留日同鄉會成立了調查部,他們計劃“于省城設立調查總會,于府縣設立調查支會。擔任調查員,省城至少十余人,府城至少七八人,縣城至少四五人,鄉鎮村市由省、府、縣囑托。[14]”事實上,這一計劃得到了部分實現。蔣倬章創辦的“處金衢嚴同鄉會”調查會的成立,就是證明。又如,1903年6月,江蘇留日同鄉會設立了調查部。湖北等省留日同鄉會,也成立了社會調查組織,刊登過《湖北調查部敘例》等文字,只是調查活動遜于江浙等地的調查會。  

        留日學生的社會調查,大都先在留日報刊上刊登倡議,然后促使內地人士開展調查,調查后的稿件在留日報刊上發表。例如,1903年6月,江蘇同鄉會留日學生真如借助《蘇報》刊發《敬告海內同志》:“今春日本江蘇留學生有同鄉會之設,分出版、調查、教育、實業四部,惟是調查部全賴內地人士詳確報告,庶可消息靈通登諸雜志,明各業之盛衰,一省之利弊,此固江蘇一省之公事也。既為江蘇一省之公事,則凡江蘇人士皆當負此責任,乞望海內同志學界中人詳細示我,俾可匯錄入冊,登諸《江蘇》報中,幸甚!幸甚?。ㄆ蛩偈局?,仆等七月初旬即須回日本)。[15]”通過這種“留日報刊”——“內地調查”——“留日報刊”模式,實現了留日學生與內地人士的互助互動,共同推動了社會調查的發展。  

        留日學生關于社會調查的宣傳和呼吁,往往能得到海內某些人士響應。據對《江蘇》和《浙江潮》兩刊物登載調查稿件統計分析,其調查區域涉及兩省14個州府、19個縣,調查內容包括學堂、航運、實業、農事、風俗、地理等10個方面,這些調查稿件幾乎全部出自內地人士之手。不過,留日學生主持的這些社會調查,大都應者有限、水平較低,許多調查稿件“體例不合”,甚至誤將日報新聞誤認作社會調查,因而出現了許多問題。然而,留日學生介紹和倡導社會調查,使國人開始接觸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并運用這種調查方法去認識自己的國家和社會,確是功不可沒的。  

        ⑵清末憲政運動推動的近代社會調查  

        在1905年開始的憲政運動推動下,近代社會調查得到了初步傳播,其主要表現:一是,調查機構逐漸增多。據有關學者統計,1903年前中國只有3個民間調查機構,1904年成立的、隸屬于四川學務處的四川學務調查所,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官方近代社會調查機構。在統計涉及的43個調查機構中,其出現的年度和官民性質見表2。  

        表2 43個調查機構出現的年度和官民性質 單位:個  

        項目合計1902190319041905190619071908190919101911合計4312325215742性  

        質官方290010511561民間141222010132 表2數據說明:①從出現年度看,1905年前社會調查機構很少,1906年后社會調查機構增長較快。②從官民性質看,民間社會調查機構的設立早于官方,但1907年后官方社會調查機構大幅增長,并在數量上迅速超過了民間社會調查機構。  

        二是,調查活動日益頻繁。據有關學者對《中國近代期刊目錄匯編》第一卷和第二卷上、中、下所收集的261種期刊的統計,到1911年共刊登中國人國內調查957個,其年度分布情況見表3。  

        表3 957個調查活動的年度分布 單位:個  

        年度合計1903前190319041905190619071908190919101911調查個數957745345611112617713819865 表3數據說明,1903年前7個;1903-1905年135個,年均45個;1906-1910年750個,年均150個;1911年受辛亥革命影響降至65個,但調查日益頻繁的趨勢仍非常顯著。三是,調查內容相當廣泛。上述957個調查活動的內容分布情況,見表4。  

        表4 957個調查活動的內容分布 單位:個、%  

        類別合計社會政治經濟文教其他數量95711511548320044比重100121250520946 表4數據說明,經濟調查數量最多,占全部調查報告1/2強。經濟調查中,商貿調查147個,農林業調查94個,交通調查74個,實業調查56個,物產調查46個,礦產調查36個,金融調查17個,經濟概況調查13個。四是,調查地域分布較廣。上述957個調查活動的地域分布情況,見表5。  

        表5 957個調查活動的地域分布情況 單位:個、%  

        地域合計全國江蘇直隸浙江廣東東三省四川江西湖北其他數量95724513491806760483945158比重100025614095847063504137165 表5數據說明,全國性調查最多,245個,占256%;沿海地區較集中,江、浙、粵3省達281個,占294%;長江流域也不少,川、干、鄂3省122個,占127%;單獨省級行政區直隸最多,91個,占95%。上述調查活動的地域分布,與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狀況,特別是與對外開放的程度,是基本上相吻合的。  

        五是,調查方法日益科學。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①統計調查受到重視。中國古代社會調查,只注重社會實情的體察和因果關系的探討,而不重視數量調查,更不重視數字的精確。清末社會調查,已相當重視統計知識的運用。②實地調查、問卷調查等新式調查方法逐漸采用。例如,新式學堂畢業的巨鹿李逢謙,就曾深入河套做實地調查,他撰寫的《調查河套情形記》,就是實地調查的產物。1908年后,問卷調查方法在商事習慣調查中使用得較多。③與近代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民族學、民俗學、教育學、心理學相結合。清末的人口調查、農業經濟調查、少數民族調查、教育調查、民俗調查等,以西方近代人口學、經濟學、民族學、教育學、社會學、民俗學等理論為指導,已成為非常自然的事情[16]。  

        這個階段,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已由開始傳入轉向初步傳播,其特點:①傳播來源,既來自東洋的日本,又來自西洋的歐美;②傳播主體,開始民間占優,主要是留日學生或學者,后來官方居多;③傳播目的,民間主要是為社會改革、地方自治服務,官方主要是為行政管理、準備立憲效力。④傳播狀態,調查機構、活動逐漸增多,內容、地域日益廣泛,方法顯著進步,但是,仍然不太規范、不太系統。  

        3.系統傳授階段(1910年代-1920年代)  

        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是西方社會學研究社會的方法,是社會學的重要內容,它是隨著西方社會學一起在中國系統傳授的?!吧鐣W是一門中國‘本無’的學科,1908年圣約翰大學創設社會學課程,由美國人亞賽?孟(Arthur Moon)講授,1913年上海滬江大學也開設社會學課程,1915年由美國人葛學溥(Daniel Harrison Kulp)創立社會學系,1917年清華學校(后來的清華大學)設立由美國人狄德莫(CG Dittmer)講授的社會學課程。除教會學校外,國立的京師政法學堂于1906年和京師大學堂于1910年也開設了社會學課。[17]”  

        西方學者在講授西方社會學的同時,也把研究社會的方法——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帶到了中國。1914-1915年,美籍傳教士步濟時(JS Burgess)主持的《北平302名洋車夫生活狀況調查》,很可能是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在中國系統實施的起點。這項調查,由步濟時設計問卷,北平實進會學生調查、搜集資料,北大社會學系陶孟和教授分析資料,撰寫調查報告,步濟時做補充說明。這就是許多社會學者所謂的中國“最早”的社會調查。此后,西方學者在中國高等院校指導學生做了許多調查。例如,1917年清華大學美籍教授狄德莫(CG Dittmer)指導學生在北京西郊對195戶居民生活費用做調查;1918-1919年美籍傳教士甘博(SD Gamble)仿照美國春田調查模式在北京做實地調查;1918—1919年上海滬江大學美籍教授葛學溥曾兩次率領學生到廣東潮州鳳凰村做調查,等等。  

        這個時期,西方教會在中國也做了一些系統的社會調查。例如,1913年,美國基督教領袖及社會工作者穆德(JR Mott)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基督教全國大會,成立了中華續行委辦會,倡導各地教會對中國基督教現狀和中國國情做周密調查,獲得大會同意和支持。此后,經過5年籌備,于1918年秋設立了特別調查委員會,開始對中國基督教現狀和中國國情開展調查,到1921年完成調查工作,1922年同時出版了英文版和中文版的調查成果:英文版名為“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基督教占領中國》),中文版名為《中華歸主》,后修訂時更名為《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1901-1920年)》。  

        這個階段,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已由初步傳播轉向系統傳授,其特點:①傳授來源,全部來自西方;②傳授主體,以西方教授、傳教士和學者為主,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國教授、學者、留學生為輔;③傳授目的,調查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系統傳授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④傳授狀態,無論是講授課程,還是指導調查,都具有規范性和系統性。  

        4.逐步本土化階段(1920年代-1940年代)  

        1920年代,中國學者開始運用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組織社會調查。例如,1925年清華大學陳達教授就曾指導學生對成府村居民生活狀況進行過調查。1926年,中國出現了兩個社會調查組織,即北京社會調查部和南京社會學組,從此掀起了一個全國規模的社會調查高潮,出版了許多社會調查著作,如: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費之分析》(1928),李景漢的《北京郊外之鄉村家庭》(1929)和《定縣社會概況調查》(1933),陳翰笙的《封建社會的農村生產關系》(1930)和《廣東農村生產關系與生產力》(1934),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和《中國農民的生活》(1939),史國衡的《昆廠勞工》(1943),費孝通、張之毅的《鄉土中國》(1946)等。與此同時,中國學者在系統講授社會調查課程基礎上撰寫、出版了許多專著。據不完全統計,1924-1947年間共出版了20本社會調查研究方法專著[18]。其中,李景漢的《實地社會調查方法》(1933)和張世文的《農村社會調查方法》,主要來源于親自調查實踐,“差不多都是國貨”,是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本土化、中國化的重要成果。  

        這個時期,國民政府運用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也組織過許多大規模社會調查。例如,全國性的人口調查、土地調查、各種行業調查,以及地方性調查、少數民族調查等。1927-1937年,國民政府組織中央政治學校學生利用實習進行了一次全國規模的國情調查。這次調查,時間跨度為1931-1937年,地域范圍為江、浙、滬、魯、鄂、皖等省部分市縣,調查內容涉及行政、財務、工商、市政、縣政、統計、金融、法律、公用事業、合作事業等各個方面,共撰寫成調查報告總計約17萬5000多頁,最終完成的“中央政治學校調查報告”約490冊,對當時的政治、經濟等情況均有較詳細記載,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中國共產黨人從建黨開始,就很重視社會調查,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毛澤東。1925-1935年,是毛澤東社會調查最頻繁、最廣泛,調查成果最豐碩、最輝煌的時期,其中《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井岡山的斗爭》、《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等調查報告,創造性地解決了工農武裝割據、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問題。1930年撰成的《調查工作》(后改名為《反對本本主義》),第一次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口號,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必須同我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觀點,做出了“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的論斷??梢哉f,《反對本本主義》是毛澤東長期調查研究實踐的科學總結,是毛澤東社會調查理論形成的標志。  

        總之,這個時期中國學者、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都在自覺地運用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考察中國社會現實、研究中國社會問題、探討中國發展道路,不僅取得了極其豐碩的調查成果,而且在社會調查實踐基礎上,逐步把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與中國社會實際結合起來,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調查理論和方法。從這個角度看,毛澤東的《反對本本主義》(1930),李景漢的《實地社會調查方法》(1933)和張世文的《農村社會調查方法》(1944),可以說是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中國化、本土化的重要結晶。  

        這個階段,是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逐步本土化、中國化的重要時期,其特點:①本土化的來源,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與中國社會實際的結合,在中國土地上的社會調查實踐是本土化的客觀基礎。②本土化的主體,是中國的學者、管理者、革命者和改良者,其中社會學者發揮了重要作用。③本土化的目的,促進中國社會革命、社會改良、社會發展,實現中國現代化;促進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本土化、中國化。④本土化的狀態,由不自覺到自覺,由不全面、不系統到比較全面、比較系統,并已取得階段性重要成果。  

        三、如何理解“傳入”?  

        筆者認為,研究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對中國的“傳入”,必須明確兩點:  

        首先,要突破“學院派”視野的一大局限,即只看到學術型社會調查的傳入,而忽視實踐型社會調查(包括行政管理調查、一般認知調查,以及各種應用調查)的傳入,或者認為先有學術型社會調查的傳入,后有實踐型社會調查的傳入。然而,中國社會調查的歷史事實是,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對中國的“傳入”,既有學術型社會調查的傳入,又有實踐型社會調查的傳入,而且不是先有學術型社會調查的傳入,后有實踐型社會調查的傳入,恰恰相反,是先有實踐型社會調查的傳入,后才有學術型社會調查的傳入。  

        其次,要正確理解“傳入”,必須把握3個要點:  

        1.“傳入”不同于“引進”。對于西方政治、思想、文化、藝術、科學、技術等精神產品來說,“傳入”與“引進”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它們的共同點是,把這些精神產品介紹、吸收、應用到中國來。它們的不同點是:對于被傳入者來說,“傳入”往往是被動的、不自覺的、零星的、漸進的、緩慢的、時斷時續的、長期的自然歷史過程;“引進”則大都是主動的、自覺的、系統的、比較集中的、比較快速的、比較持續的、較短的人為過程。中國社會調查的歷史事實證明,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是逐漸傳入中國的,而西方現代社會調查方法則是中國自覺引進的。  

        2.“傳入”有廣義與狹義之分。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對中國的廣義“傳入”,是指一切在中國行政管轄區域內進行的、以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為對象的、有中國人直接或間接參與(起碼是被調查)的、其結果對中國社會變化產生或正或負、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間接影響的社會調查,包括那些由外國人調查、用外文撰寫、在外國發表的社會調查。狹義的“傳入”,是指由中國人(或在中國機構任職的外籍人士)主持和實施的、在中國境內開展的、以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為對象的、用中文撰寫、并在中國境內發表的社會調查。  

        3.廣義“傳入”的特點。對于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來說,廣義“傳入”的特點是:(2)“傳入”的目的和類型,首先不是為了學術研究,做學術型社會調查,而是為了行政管理,做實踐型社會調查。(2)“傳入”的主體及其行為,往往不是某些個人的個體行為,而是某些群體(如傳教士、教授、留學生等群體)的共同行為。(3)“傳入”的對象和內容,往往不是抽象的、系統的理論或學說,而是具體的、可操作的、一項一項的制度或方法。(4)“傳入”的方式和方法,往往不是口頭講授、耳提面訓,而是規章制約、言傳身教。(5)“傳入”的時間及其持續性,往往不是一個短暫的時點,而是一個持續較長的時期。  

        如果上述幾點認識是正確的話,那么對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何時、何人、以何種方式傳入的問題,就可做出如下判斷:(1)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傳入”中國的時間,1860年代很可能是廣義傳入的起點;1914-1915年的《北平302名洋車夫生活狀況調查》則可能是狹義傳入的起點。(2)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傳入”中國的主體,是西方傳教士群體,西洋和東洋教授、學者群體,以及到西洋或東洋留學的留學生群體。(3)西方近代社會調查方法“傳入”中國的方式,是先有海關管理等實踐型社會調查,然后才有學術型社會調查。  

        注釋:  

        [1]楊雅彬著:《近代中國社會學》(增訂本上)第6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2]《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卷》第280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  

        [3]李惠村等:《中國統計史》第226頁,中國統計出版社,1993。  

        [4]李章鵬:《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1897-1937》第19頁,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5]中國海關學會編:《赫德與舊中國海關論文選》第158-159頁,中國海關出版社,2004。  

        [6]丁名楠等:《帝國主義侵華史》卷一,第201頁。  

        [7]劉大鈞:《中國統計事業》,《統計論叢》第147頁,上海,黎明書局,1934。  

        [8]《近代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人名資料匯編》第2190頁,商務印書館,1965。  

        [9]容閎著、徐鳳石等譯:《西學東漸記》第39-45、85-87頁,三聯書店出版,2011。  

        [10]李章鵬:《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1897-1937》第19頁,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李  

        [11]章鵬:《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1897-1937》第19頁,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2006。  

        [12]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匯編第一輯中國官文書選輯二》第579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  

        [13]譚嗣同:《與汪康年書信》,《譚嗣同全集》第426頁,中華書局,1981。  

        [14]牟永如:《清末社會調查研究》華中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8。  

        [15]程明超:《浙江同鄉會調查部敘例》,《浙江潮》第2期,1903-3-18。  

        [16]真如:《敬告海內同志》,載《江蘇》第2509號,1903年7月3日。  

        [17]李章鵬:《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1897-1937》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論文,2006。  

        [18]步濟時著、趙曉旭譯:《北京的行會》“譯者前言”第10-11頁,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  

        (責任編輯:高教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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